西藏地处雪域高原，城市历史悠久且独具特色。吐蕃时期，佛教传入西藏后，西藏城市的发展更是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佛教对西藏城市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政权表现的，前弘时期，佛教依附于政权，影响较小，后弘时期，佛教与政权合二为一，影响范围扩大到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
西藏城市历史悠久
西藏文明源远流长。近年来，西藏地区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实了，西藏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即已有人居住，城市往往伴随着人类的生产活动而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西藏城市发展的历史极为久远。
何一民教授认为，西藏城市的发展“经过了原始聚落、堡寨、城市雏形、城市形成和城市曲折发展等若干阶段”，“直到吐蕃王朝时期才出现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城市”，这个城市就是拉萨。这一看法可以说是肯定了西藏城市发展的悠久历史以及拉萨在西藏历史发展中的历史意义。
吐蕃王朝时期，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各部，为巩固统治，特意将都城迁往逻些，即今天的拉萨，而就在同一时期，佛教也传入了西藏。
由上可知，西藏城市是经过自身长期的发展而形成的，佛教传入之时，正是西藏城市的初步形成时期，换句话说，佛教对西藏城市发展的影响是从吐蕃时期才开始的，进一步可以概括为，佛教对西藏城市发展的影响始于吐蕃拉萨。
前弘时期
佛教的前弘时期大致是指，从松赞干布迎佛到吐蕃最后一位赞普达磨灭佛的这一段时间，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多在达磨灭佛之时遭到毁坏，存世较少，后弘时期的相关文献虽多，可大都带有强烈的佛教色彩，缺乏可信度，以致于学界长时期对松赞干布时期的佛教问题存在分歧。近代以来，记录吐蕃王朝时期历史的敦煌藏文写卷、吐蕃金石铭刻文字和吐蕃简牍等原始资料逐渐被人们发掘利用，这才使得学界有机会还原吐蕃时期佛教传入的真实情景。
在现存的吐蕃原始史料中，唯一记载了松赞干布时代佛教史实的乃是赤德松赞（—年）在位时所立的《噶迥寺建寺碑》。在该碑盟证誓文中，有一段回忆佛教发展历史的文字：
“圣神赞普赤德松赞之世，为圣教正法，永固久存，亲署盟证誓文：圣神赞普先祖赤松赞（弃宗弄赞）之时，始行团觉正法，建逻些（拉萨）大昭寺及诸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
在盟碑誓文中，赤德松赞回忆了佛教的发展历史，认为在其先祖赤松赞（松赞干布）时期即开始推广佛教，不仅修建了大昭寺，还兴建了诸神殿。《西藏镇魔图》的传说中亦提及文成公主在西藏各地广建寺庙一事，与文中的“兴建了诸神殿”应属同一件事。由此可见，松赞干布时期，佛教虽刚刚传入西藏，但已开始了在各地兴建寺庙。
何一民教授认为，“拉萨建都后，先后建立了大昭寺小昭寺等若干著名寺庙，充分证明此时佛教已经在西藏广泛传播。这些寺庙的建立一方面对佛教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寺庙在西藏城市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的，拉萨等城市亦可以说是因寺而兴的，然而在佛教最初传入之时，真的已经达到了广泛传播的程度吗？佛教对西藏城市的发展真的是一开始就大力推动吗？
石硕教授在年的时候曾发表过一篇论文，列举大量史料，还原了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刚传入西藏时的历史情景。石硕教授认为“从整体来看，松赞干布时候佛教文化之进入吐蕃及其传播还是表层的，并主要限于物质层面即出现了佛像、佛寺和佛物等，但尚未进入精神层面，尚未对吐蕃人的思想观念构成直接的影响和作用。”典型的表现就是空有寺庙，没有僧侣，“松赞干布时吐蕃人中尚未有出家为僧者。这不但因为藏文史籍中均未记载松赞干布时有吐蕃人出家为僧，吐蕃人出家为僧始于赤松德赞时桑耶寺落成之后，这一点藏文文献的记载相当一致。”
结合两人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佛教初传入时，虽然在各地广建了寺庙，但只限于物质层面，并不涉及精神层面，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佛教对西藏城市发展的的影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虽然后来的影响确实很大，但在最初阶段的影响还是有限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但传播人群和区域却上下有别。
松赞干布死后，吐蕃政权进入到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噶尔家族专权时代，赞普赤都松继位后，使用谋略剪除了噶尔家族势力，此后的赞普为限制贵族大臣的势力，开始将佛教引入到政治制度之中，借以压制本土势力，佛教也因此得以借助政治力量传播信仰。随着佛教的地位越来越高，贵族大臣等势力的不满逐渐增加。吐蕃后期，“墀祖德赞让僧人全面主政及对贵族大臣传统权力的褫夺,导致了吐蕃权力体制的严重失衡,也引发了赞普王室及其所支持的僧人势力同贵族大臣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冲突和对抗。”此时，吐蕃王朝已开始走下坡路，国力日益衰弱，又逢天灾不断，人民食不果腹，社会矛盾尖锐，贵族大臣等反佛势力趁势而起，杀害了祖德赞，再次夺回了政权。在反佛势力的影响下，最后一任赞普达磨即位后，一反以往的崇佛政策，开始实行灭佛。
“自松赞干布到达磨灭佛前夕，佛教在吐蕃近余年的发展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佛教主要是依靠赞普和王室的扶持来传播和发展的，同时佛教流行也主要限于贵族、大臣等社会统治者上层之间，故当时的佛、本斗争更多地成为王室政权内部政治斗争的一种反映。第二，佛教盛行的地区主要是以拉萨为中心的卫地，即吐蕃王朝的政权中心地带。”
综上所述可知，佛教在前弘时期即吐蕃政权时期，主要盛行于拉萨等核心区域，同时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佛教仅仅流传于上层统治者之间，对藏地四周的影响力不强。从佛教的传播力度及范围来看，影响还是极为有限的，虽有吐蕃政权的支持，但还是面临着本土势力的挑战。即使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兴建了众多的寺庙，可藏族人民对佛教的认知还远远不足，寺庙就相当于是一个空壳而已。
既然佛教并没有达到广泛传播的地步，那么其对西藏城市发展的影响力度应该也不能说很大，总括而言，前弘时期，佛教对西藏城市发展的影响是逐步深入的，并且多停留在物质层面。随着大小昭寺与诸神庙的建立，佛教对西藏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逐步提高的，其中拉萨等核心城市受影响较深，四周边城市虽也有寺庙，但受佛教影响相对较小。
后弘时期
吐蕃最后一位赞普达磨实行灭佛政策，致使佛教在西藏的传播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佛教在西藏的传播一度沉寂，直至十世纪后期，随着各地割据政权经济的稳定，佛教迎来了复兴，重新开始在西藏弘扬，此时期史称“后弘时期”。
福兮祸之依，达磨灭佛虽导致佛教失去了政权的支持，不得不偃旗息鼓，远走边地，逃离拉萨这个是非之地，但另一方面，受迫害的佛教徒的逃亡也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向藏地四周的传播，间接地打破了前弘时期佛教传播的小圈子。“如果说前者还更多地保留了外来宗教的特点，那么后者则是经过转入民间后的自由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因大量吸收和融合本教及民间文化成份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之‘藏传佛教’。”这一名称所反映的不仅是佛教自身的变化，更多是体现了佛教与西藏本土思想的深度融合，其中较为典型的表现就是佛教与西藏本土宗教苯教之间的融合，这一时期，远走的佛教徒因为种种原因，开始灵活变通佛教戒规，在传教过程中出现了以苯教仪规从事佛教活动的现象。据《贤者喜宴》记载：“大多数诵持密咒者中断了修炼法，因为没有了修炼，于是就按本教仪规从事佛事，诵读所修行的佛典。然后就到乡村挨门串户诵念佛经。并由于发展了和合解脱和炼尸等方法，因此还出现了活解脱现象。”从这一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后弘时期佛教的这种转变更多的是受到了外界的压迫，佛教徒在传承缺失的情况下，为了延续佛教信仰，不得不选择走出自己之前所生活的狭隘天地。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后弘时期的佛教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前弘时期传播的小范围，进入到了西藏社会生活的大天地之中，换句话说就是开始渗透到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
吐蕃政权灭亡后，原本统一的各部纷纷自立，西藏再次进入到了地方割据的时代。《宋史·吐蕃传》载：“其国自衰弱，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与此同时，作为西藏核心城市的拉萨亦随着吐蕃政权的灭亡开始衰落，不复往日荣光，其核心地位后来更是一度被日喀则取代。
政权的分裂势必导致各地文化交流不畅，因此，后弘时期，佛教从复兴之日起，就走上了各派林立的道路，从十一世纪开始，佛教陆续形成了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各种支派。元朝时期，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管辖之中，这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西藏城市发展的重大转折。因萨迦班智达为元朝统一西藏作出了重要贡献，元朝中央政府开始大力支持萨迦派，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也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帝师，地位显赫。以萨迦派为媒介，“北方蒙古势力建立起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统一政权后，结束了后弘期西藏政权纷立的割据局面，在原来萨迦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统一全藏的政教合一制政权，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开始定型”由此可见，自吐蕃时期佛教开始被引入政权之中，此后多番磨难，终于在元朝时期始正式确立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萨迦政权的建立，萨迦政权所在地的萨迦城和日喀则地区开始兴起，此后，日喀则逐渐取代拉萨成为西藏的核心城市。
日喀则的兴起可以看作是西藏城市史发展的一个转折，它标志着以拉萨为核心的单极城市布局开始被打破，西藏城市进入到了双峰并立的时代。
17世纪中叶，格鲁教派兴起，并在拉萨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于是拉萨的地位重新开始恢复，并再度超过日喀则，成为西藏的政教中心，继而发展成为全藏唯一一个核心城市，此后，拉萨作为西藏的首府，地位未再发生变化，而日喀则亦成为仅次于拉萨的大城市。
清代，西藏城市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一方面是因为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内部稳定，战乱纷争消弭，人口逐渐增长，经济得到发展；另一方面，西藏纳入到了清王朝的统一管辖之中，与内地交流频繁，大量引进了内地的先进文化和技术。这一时期，“西藏城市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以日喀则、昌都、噶大克为次中心，各宗所治为第三层级的区域城市体系。”此后，西藏城市以这一城市体系为基础继续向前发展，截至目前，如果按上一年度（年）的GDP计算西藏各大城市的排名，前三名依次为拉萨、日喀则、昌都，可见拉萨仍位居西藏城市体系的核心地位，日喀则等紧随其后。
综上所述，后弘时期，西藏城市发展经历了由单极到双极，再度回归单极的过程，在此期间，佛教的发展亦经历了一个由分散到集中，再度转移的过程。两者的发展可谓是步伐一致，在后弘初期，佛教各派林立，西藏城市也进入到了拉萨衰落，各地城市兴起的阶段，随着佛教萨迦派的兴起，日喀则逐渐成为新的核心城市，与拉萨并立，后来宗教政治中心转移回拉萨，拉萨再度兴起，凭借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一举超过日喀则，奠定独尊地位。
总结
何一民教授认为，“虽然西藏地处高原，自然地理环境较差，生态脆弱，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但其城市的兴起依然符合古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但是从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实际情况看，西藏城市的发展在受政治影响的同时，还深受佛教思想影响，或许可以把这一现象视为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在西藏特殊社会环境中的变异。
从文中叙述可知，佛教的发展与西藏城市的发展是步伐一致的，这种一致之处的合理解释就是佛教与政权的结合，而这也正是西藏城市发展的特殊之处。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佛教从传入之时起就开始向西藏政权渗透，石硕教授认为，“佛教之作用于吐蕃社会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从很大意义上说，佛教之所以在吐蕃得到传播与发展，主要是根源于吐蕃社会自身对佛教的需要。而这种对佛教的需要主要是由吐蕃权力结构及政权体制内在的矛盾和发展要求所决定。”在这种双向需要的前提之下，佛教对政权的渗透可谓是相得益彰，虽然中间经历了灭佛的黑暗时期，但最终还是在元朝时期形成了政教合一的体制。
总体来说，前弘时期，佛教对西藏城市发展的影响不大，其影响方式主要是依附于政权发挥作用，达磨灭佛后，佛教与政权几乎彻底分离；后弘时期，佛教再次兴起，继续向政权渗透，这次佛教选择与西藏本土势力融合，彻底融入到政权之中，而非表面上的依附，元朝时，西藏确立了政教合一的体制，自此以后，佛教与政权合二为一，古代城市发展中的政治中心优先发展的规律亦可看作是佛教中心优先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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