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浩如烟海的藏文史料中，对吐蕃王统的书写可以追溯至吐蕃王朝时期的金石铭刻以及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此后，在逐渐出现和完善的寺志、伏藏文献、教法史以及史册等诸多体裁的藏文史籍中，吐蕃王统均被纳入其各自不同的章目安排之中，并被藏地的史学家、文学家、佛教学者以及政治家们反复书写。
虽然在这些涉及吐蕃王统书写的史料中存在着不同的传承体系和复制粘贴的成分，以及彼此之间的对话与批驳，但是在公元8世纪下半叶到公元19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吐蕃王朝的面貌依旧发生了颇多变化。
自公元8世纪以来，吐蕃王统被不断地书写着。吐蕃时期的金石铭刻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王统史及史册等历史性文献，以及伏藏文献及教法史等宗教性文献，展现了三者各自在对待雅砻部落首领、吐蕃王朝赞普权力的来源以及对藏地自身的定位问题上所具有的不同的叙述和建构方式。
王统书写方式其实是在不同话语权的角力下和藏地社会模式转变的作用下而不断变化的。吐蕃王统不仅是在对过去的书写中产生的，也是在对现实的反映中和形塑未来的愿望中被书写和阐释的。
金石铭刻及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是吐蕃时期最主要的藏文史料，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保存到今天的吐蕃时期金石铭刻内容以会盟、纪功、述德等为主，虽然仅有十余件，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包括对雅砻部落首领权力来源的认识以及藏地对自身的定位等丰富的历史信息。
敦煌藏文文献中的历史文书主要包括大事纪年、历代赞普传记以及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这些文书很可能是在参阅了大量吐蕃王世档案的基础上撰写的，与后弘期藏文文献相比在史学观念、结构形式以及内容构成上都有着显著区别。
上述这些史料可以说是对吐蕃王统的首次书写。这些对吐蕃王统最早的记忆至少为我们展现了两个方面的信息。在吐蕃时期的金石铭刻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都得以反复强调的是雅砻部落首领权力的神圣性及其来源。
在金石铭刻中，对吐蕃赞普最常见的书写就是“’Phrulgyīlhabtsanpo”，王尧先生将之译为“圣神赞普”。其中，“’Phrul”具有神通变幻之意，“Lha”在今天则既可指佛，也可指神、天或王。至于“Btsanpo”一词，《新唐书·吐蕃传》中有言：“其俗谓雄强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
目前，学术界也通常认为“Btsan”这一概念与本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金石铭刻也常常使用相似的“Lha’phrul”（天神变幻）、“Lhabtsanpo”（天神赞普）、“Lhasras”（天子）以及“Gnamlhabkyīrgyalpo”（天降之赞普）等冠于赞普名号之前，以强调赞普世系及其权力的来源与神圣性。
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也有颇多宣称吐蕃赞普为“天神来做人主”的例子。例如在对天墀七王和止贡赞普的描述中就有：“天神之子做人间之王，后又为人们目睹直接返回天界”；“此王乃天神之子，虽赋具常人体形，但与常人迥乎殊异，具有飞升天界之极大变幻神通”。
这样的历史记忆在后世的史书诸如《底吾史记》（成书于13世纪上半叶）和《红史》中也得以延续和丰富。上述强化吐蕃赞普王权神圣性的历史记忆反映的其实是吐蕃王权最初来自本教信仰中的“天神”。
在强调雅砻部落首领权力来源之外，上述史料也为我们展现了藏地对自身的定位。例如在唐蕃会盟碑的背面，在开宗明确此碑为因唐蕃会盟而立后，即书有：圣神赞普鹘提悉补野，自天地浑成，入主人间，为大蕃之首领。
于雪山高耸之中央，大河奔流之源头，高国洁地，以天神而为人主。伟烈丰功，建万世不拔之基业焉。王曾立教法善律，恩泽广被，内政修明，熟娴谋略，外敌慑服，开疆拓土，权势增盛，永无衰颓。
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东方之地曰唐，地及大海，日之所出，此王与蛮貊诸国迥异，教善德深，典籍丰闳，足以与吐蕃相颉颃。
这一段文字主要有三层含义：其一，吐蕃赞普为天神下凡，其统治权具有神圣性；其二，吐蕃赞普政令贤明，其统治权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其三，也是这段文字中最有特色的，即藏地对自身的定位——除东方之唐王朝与吐蕃不相上下之外，吐蕃的其他邻居皆为蛮貊，都对吐蕃俯首称臣。
如此对自身的定位，是与藏地后弘期的诸多史料大不相同的。墀德祖赞赞普之时，赞普亲自出征，夺取唐境疆土，攻陷唐之瓜州等城堡。彼时，唐朝国威远震，北境突厥等亦归聚于唐，[西]直至大食国以下均为唐廷辖土。
这段文字记载了吐蕃强盛时期曾征服突厥及南诏，使其向吐蕃纳贡。至于唐朝，虽然吐蕃曾一度攻克瓜州，认为自身军事实力胜于唐朝，但同时又尚唐地绢帛，认为唐朝国威远震、富庶丰饶。
可见当时吐蕃与唐朝接触颇多，因此对唐朝的认识也颇为复杂。上述金石铭刻多为吐蕃中晚期的产物，正值吐蕃王朝的兴盛时期。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具体时代虽不能确定，但其撰写年代距其所记述的历史也并不遥远。
在这些史料中我们所看到的神话色彩或宗教色彩多是属于本教的，且多是出现在记述“天墀七王”等悉补野部落首领之时。而在对吐蕃王朝建立之后历史的书写中，宗教色彩则开始变淡，取而代之的是更接近历史事实的记述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对周边人群的认识和对藏地自身的认识。
王统史及史册等历史性文献中对吐蕃王统的记述。在藏族史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性文献主要有王统史和史册等体例。一方面，这些史籍中对王统的书写可以说是逐渐从伏藏文献及教法史中分离出来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历史性文献无论从资料来源还是从史学观念上来看，都没有摆脱宗教性文献的印迹。
历史性文献对雅砻部落首领及吐蕃王朝赞普权力来源这一问题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首先，在相对来说成书较早的《红史》中记载有：此后，乃有天神降世来为人主。
喜饶郭恰大师所著的《殊胜天神礼赞》的注释和拉萨大昭寺发现的《柱间史》中说，释迦种族的释迦钦波、释迦黎扎比、释迦日扎巴三支传到最后有名叫杰桑的国王，他的小儿子领着军队穿女人服装逃往雪山之中，后来世代为西藏的国王。
《霞鲁教法史》中说，印度国王白沙拉恰切的儿子为聂赤赞普。本波教徒们则认为天神之王是由十三层天的上面沿着天神的绳梯下降的，……贡噶多吉在对聂赤赞普的书写中沿用了“天神做人主”的说法，虽然他并未提及其出处，但这一说法很可能来自敦煌历史文书或与其有一定关联的文本传承及口耳相传。
贡噶多吉引用了佛教礼赞文、伏藏文献以及教法史的观点。继之，作者又给出了本教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红史》一书在记述聂赤赞普时考量了不同的传统，且并未给出自身的价值判断。
颇值得玩味的是，在《红史》之后成书的《西藏王统记及《新红史》之中，本教传统失语了。《西藏王统记》在对这段历史的书写中给出了“阿育王后代改作女装流放藏地”等说法。
伏藏文献及教法史等宗教性文献中对吐蕃王统的记述。伏藏文献及教法史等宗教性文献种类繁杂、数量巨大，在藏文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文献虽然都是在宗教思想的指导下、抱着强烈的宗教性意图而书写，但其中也大量存在着讲述吐蕃王统史的文献。
这些文献不仅重新书写了吐蕃王统，还尝试构建吐蕃王统与宗教义理和传承的关系，并取得了成功。在这一小节中，笔者仍将通过集中探讨其对雅砻部落首领及吐蕃王朝赞普权力来源的刻画及其对藏地自身的定位两个方面来尝试分析宗教性文献对吐蕃王统的再书写。
在对雅砻部落首领及吐蕃王朝赞普权力来源的构建上，一方面宗教性文献有佛教化和简化整合聂墀赞普传说的倾向，另一方面却通过对祖孙三法王即为三怙主化身的构建使得王权与宗教权威同时得到了强化。
事实上，在早期的文献中，以《柱间史》为例，其对于聂墀赞普及其王权来源的神圣性的描述还是颇为繁复、饱含本教传统的。然而发展至公元16世纪，在成书较晚的《贤者喜宴》之中，祖拉陈哇对于对于聂墀赞普出现的记载中就首先点明：观音菩萨授以加持，聂墀赞普遂往西藏为王，致使西藏属民安乐。
关于聂赤赞普抵达人间，其经过如是：据谓于第十三天，即自色界光明之须弥山，观音菩萨以加持之力，慈悲之心下凡而为人主。在这段点明雪域藏地为观世音菩萨化土的文字之后，祖拉陈哇才讲述出自释迦离遮毗族的一伟人在神的引导之下，降落于拉日江脱山巅，成为西藏首位赞普的故事。
虽然五世达赖喇嘛在其著作中经常批驳祖拉陈哇，但在对于聂墀赞普的记述上，二者却颇为一致，所呈现的都是一个将佛本融合到一起的故事版本。从成书时间上来看，二者也颇为接近，是当时对聂墀赞普的主流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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